相信上文提及的张可久，没有太大机会见过那时被元世祖重用的马可‧波罗，因为马可离开中国时张可久才二十出头而已。意大利人马可‧波罗于元朝政府当了十七年的官，回国后他所著的《马可‧波罗游记》记录了他在供职其间的所见所闻，有不少关于葡萄园和葡萄酒的记载。他说「过了北京的卢沟桥西行约四十八公里，经过一个地方，那里遍地都是葡萄园。」「太原府国的都城，其名字也叫太原府，那里有好多葡萄园，制造很多的酒，这里是契丹省唯一产酒的地方，酒是从这地方贩运到全省各地。」

可见元朝统治中原虽则仅仅九十余年，却是中国葡萄酒文化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。元世祖诏令朝庭颁下了《农桑辑要》，是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，书中对「蒲萄」是这样写的，「蒲萄—蔓延，性缘不能自举，作架以承之。叶密阴厚，可以避热。十月中，去根一步许，掘作坑收卷蒲萄悉埋之。近枝茎薄实黍穰弥佳，无穰，直安土亦得。不宜湿，湿则冰冻。二月中还出，舒而上架。性不耐寒，不埋则死。其岁久根茎粗大者，宜远根作坑，勿令茎折。其坑外处，亦掘土并穰培覆之。」
 

由皇帝，到朝廷等官方政策和技术的支持下，中国的葡萄种植迅速大面积地开发，地域包括现在的宁夏、甘肃的河西走廊、青海和新疆，以及北方的山西、河南等地。明朝叶子奇撰写的《草木子》提及，元朝政府在太原与南京等地设立了官办葡萄园，并就地酿酒，实行mis en bouteille au chateau。更于每年农历八月，将各地的官酿提取样本给官方质检机构检测，「至太行山辩其真伪。」用以保证官用葡萄酒的量和质。

葡萄酒除了在元朝的祭祀和官宴等场合出现外，也成了奖赏王公贵族、外国使节或有功臣民的赐物。同时由于种植的普及，后来连老百姓也可以享受到这种本来很珍贵的饮料了。

当年有一位以骑驴贩纱为生的飘逸诗人何失，字得之，作了一首《招畅纯甫饮》，　

地白雪方作，城乌夜始啼。

风枝久不定，达曙未能栖。

长安多逆旅，客意势连鸡。

岂不怀其宝，念子寒与饥。

我瓮酒初熟，葡萄涨玻璃。

野老日无事，出望几千回。

如何不见来，覆此红螺杯。